诺贝尔奖得主大卫●巴尔的摩：论文数据造假

       1986年4月，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和其合作者联名在著名学术刊物《细胞》上发表了有关免疫遗传学的论文，后因无法重复论文中的实验，被怀疑有弄虚作假的数据。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1991年3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过两轮调查，正式指责论文中有两个关键实验数据是伪造的，属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巴尔的摩于1992年辞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职务。
       在一项转基因前沿研究中，负责鉴别实验的助理教授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对数据动了手脚。结果被自己实验室的博士后举报，她不仅拒绝拿出原始数据，还让举报者去地下室养老鼠。得知情况后，巴尔的摩表面上积极组织调查，实际上是通过自己的关系包办调查。
       事情闹到了国会，可巴尔的摩面对质疑，摆出的是一副科学的质疑要靠科学家解决，外行人无权插手的态度。对于控方的关键证据——能证明巴尔的摩对造假知情的机密信件，他竟以涉案人英语水平差导致误解为由辩解。
       此案堪称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人称“巴尔的摩案”。
       戴维·巴尔的摩，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学领域的知名人物。他自从高中参加的那次生物夏令营后，就深深地迷上了这个学科。20世纪60年代，巴尔的摩加入索尔克生物研究院，开始研究脊髓灰质炎病毒。对核糖核苷酸病毒的复制机理研究收获很大，证实了病毒并不只存在一种复制系统。
       此外，巴尔的摩还发现了能证实逆转录假说的逆转录酶。打破了多年来分子生物界的固有认识：遗传信息总是从DNA流入RNA的。巴尔的摩因此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年仅37岁就成为了业界的风云人物。
       拿下诺贝尔奖的巴尔的摩自然是不愁资金，再前沿再尖端的课题都不在话下。当时，生物领域的热门是转基因技术，已经有科学家率先做出了一些成果。大概在1981年，有人将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入小鼠的生殖细胞内，培育出了大2倍的超级鼠。正在研究抗体基因的巴尔的摩眼睛一亮，给小鼠转入一段外源抗体基因会不会对内源抗体基因有影响呢？如果猜想成立，那绝对会是另一个大新闻，于是巴尔的摩很快就着手开始研究。
       案子就出在这个研究上。这项研究的工作内容并不简单，因此巴尔的摩将转基因小鼠的血清鉴别工作交给了合作者卡里。卡里是一位巴西籍日裔学者，当时从事免疫学研究，在麻省理工的还整癌症中心任助理教授。此前她其实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却在资助申请上屡屡受挫。
       巴尔的摩抛出的橄榄枝在卡里看来也许是一根能让她爬上杆头的缰绳。她自然要好好把握机会做出一番成绩，实验也很顺利，得到了预想的结果。次年，卡里以作者之一的身份登上了顶级刊物《细胞》，论文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而卡里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新的东家——塔夫茨大学。
       可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卡里刚安顿下来，那篇可以吹三十年的论文就被质疑了。而这个质疑者正是当时卡里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欧图尔。欧图尔是之前卡里亲自招进实验室的，她刚加入不久，初步的实验结果就出来了，数据很漂亮。卡里催促她赶紧把论文写出来，可奇怪的是，欧图尔怎么都不愿意。
       因为她私下一个人做实验，无论如何都无法重复出这样的结果，她要求查看原始数据，但卡里坚定地拒绝了。欧图尔虽然没什么大名气，但是搞科研的原则还是有的，她拒绝为不能重复结果的实验撰文。卡里大怒，把欧图尔安排到了地下室去养老鼠，之后没多久论文就顺利发表了。
       俗话说恶有恶报，欧图尔在地下室的记录本上无意中发现了17页的实验记录。所有记录无不在证明，实验的真实结果与论文所描述的并不相同。她很耿直地复印了这些数据，找到了塔夫茨大学（欧图尔的母校，也是卡里的新东家）的教授，寻求意见。但问了很多前辈，他们不是踢皮球说这件事归卡里的上一任东家麻省理工管。就是说：“这件事还是以稳为主，不要打破了学术的平衡。”
        四处求助都无果，欧图尔的好友想起了《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中提及了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两名研究员在私下调查学术造假案。于是欧图尔就把巴尔的摩的这篇论文捅到了国家卫生院去了。两位研究员先是写信给巴尔的摩和卡里，要求查阅实验记录，结果吃了瘪。他们又岂是等闲之辈，事情继续发酵，惊动了国会。
        巴尔的摩这回终于要站出来说话了，他主动请求发起官方调查。这看似公正的举动背后另有隐情，为调查成立的委员会中，三名委员中的两名都与巴尔的摩有关系。两名委员          当中一个是巴尔的摩的好友，另一个在巴尔的摩的手下做过博士后。不过事情没有巴尔的摩想的那么好，两个月后众议院的丁格尔开始介入调查。
丁格尔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众议院素以调查资金虚报、滥用、浪费而著称。
        他不但痛恨学术造假，而且拥有极强的调查能力，对巴尔的摩来说实为一个大麻烦。但巴尔的摩也不是吃素的，他给几百名有头有脸的科学家写信，把丁格尔批判了一番。宣称国会并不在意事情的真相，他们更在意名声和影响，丁格尔此举没有意义，必须到此为止。巴尔的摩还对外称论文有一点瑕疵是很常见的，这不是造假，更不需要闹到撤稿。他以人格担保卡里绝对不会做出造假的事。
       面对这样的一记王八拳，丁格尔的暴脾气也发作了，他勒令卡里交出实验记录本，还撤换了和巴尔的摩有关系的调查委员。但新组建的调查委员会最终给出的结果是：该论文存在大量表述错误和疏忽，没有证据显示存在造假。丁格尔不信这个邪，他也武断地认为一定是巴尔的摩利用了权势干扰了调查。于是他动用了刑侦手段，用几种方法分析了卡里实验记录的纸张、笔迹、数据纸带等。
       结果认定卡里上交的实验记录是伪造的，数据纸带上的墨水、字体都与其他同一时期的纸带有出入。巴尔的摩从没想过丁格尔会用这种手段进行调查，他拒绝对这个结果做任何评价。然而还有更劲爆的证据等着巴尔的摩，他与麻省理工调查委员会的一封机密信件被披露。信中的字句连傻子都看得出，巴尔的摩对卡里的造假行为是知情的。
       可巴尔的摩依旧不承认，他解释卡里的英语水平很差，我们是误会了她的意思，这封信不能证明什么。这封信件爆出后，巴尔的摩的形象已经近乎崩坏。
      虽然他本人很可能没有参与造假，但此番利用地位和影响力阻挠调查的包庇行为很难让人容忍。
      之后，事件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造假与否成立已经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了，人他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一个论点，学术上的事应该在学术圈内解决。
      有人在学术上造假，要用学术上的方法证明，而不是由一帮不懂科学的人用各种手段调查。
      其实巴尔的摩对自己的研究还是很有自信的，他摆出了之后他人发表的6篇文献证明自己的结论基本成立。
      可见数据造假跟结论的正确性并无关联，科研是不容许任何造假的。
      巴尔的摩见舆论一片倒，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只好屈服，在《细胞》撤了稿。
      最终这场横跨好几年的学术界“世纪大审判”以《自然》的一篇怒斥巴尔的摩的社论而终止。